落鸟

　　威尼斯的地平线单元中，出现了这样一部电影，不扯人性，“三观”却正到让人大呼过瘾，这就是讲述了一个干脆利落的复仇故事的西班牙电影《迟来的愤怒》。　　影片讲述了一个男人为了替在抢劫案中惨死的女友和变成植物人的老爸报仇，潜伏八年，甚至睡了抢劫团伙司机的孩子他妈，只为等他出狱，威胁他，顺藤摸瓜找到躲藏起来的真凶们，一个一个复仇。

　　米哈伊尔·阿法纳西耶维奇·布尔加科夫1891年生于基辅，1940年逝世于莫斯科。世界文坛称他是一位思想深邃、以大无畏精神向一切邪恶挑战的文学大师。其代表作《狗心》、《白卫军》、《大师和玛格丽特》等曾被苏联当局查禁没收，或“默杀”。作家死后恢复名誉、苏联文坛两度掀起“布尔加科夫热”。现在他的作品进入现代经典之列，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文学珍品之一。　　《狗心》作于一九二五年初，在文学圈子里获得一致好评，人们发现它确实尖锐地抨击了现实，但它抨击的是现实中的粗野、愚昧和荒廖。小说写一条狗因为做了人的脑垂体移植手术，突然成了有人外表的流氓，致使流氓习气随着脑垂体分泌的激素，渗入了取名沙里科夫的实验室怪物的每个细胞。沙里科夫的可怕不公在于他身上那些流氓无产者的劣性，并且在于他对社会主义的庸俗化.表面上看来，《狗心》很像一个科幻故事，但是实际上却有着反乌托邦小说的关于哲理和社会的深邃思考。　　国际知名的医生菲利普·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教授，为了进行改善人种的优生学试验，把一个刚刚死去的行窃的酒鬼的脑垂体和睾丸移到一只叫沙里克的狗身上。沙里克竟变成了“还处于最低发展阶段的”人——沙里科夫。　　这个能讲人言、衣食如人的衣冠禽兽，一天天显示出是一个怀着“一颗最为卑鄙龌龊的心”的败类：酗酒、偷窃、说谎、告密、无耻下流，直至栽脏陷害、用手枪威胁要强占教授的住宅。更有意味的是，这个狗“出身”的沙里科夫竟然被政府赏识而任命为莫斯科公共卫生局清除流窜动物科科长。他穿上了皮夹克(这是当时文学作品里革命者的形象模式)，出入有专车——尽管是卡车。幸而两位“造物主”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教授和博尔缅塔尔大夫及时用手术把沙里科夫还原为沙里克，才没酿成惨祸。　　在这篇小说里，布尔加科夫力究天人之际，思考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人的能力限度以及人对于整个自然界的责任。实际上，布尔加科夫继续阐释着一个重大的主题：人不应该僭越，不应该觊觎全能的上帝的位置。这个上帝便是自然、社会的客观法则。试图超越社会、自然的进程，把科学变为破坏客观规律的迷信，狂热蛮干地“创造历史”，是不能不受到惩罚的。正如小说《不祥之蛋》中，佩尔西科夫教授虽然掌握了科学，却缺乏对人类社会的责任感，最后死于疯狂的群众的乱拳之下；而给人类社会带来可怖的厄运的洛克，急功近利而智力低下到根本谈不上什么责任感问题，却“带着官家的公文”，则是更为可怕的。　　而在《狗心》中，国际首屈一指的名医菲利普·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教授空前绝后的完美手术只能创造出险些置其于死地的社会败类。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教授经受了自作自受的“科学实验”之后，终于觉悟道：“看吧，如果一个研究者不是摸着大自然的脉搏，与之共进，而是想加速问题的解决，揭开那神秘的帷幕，那么，就给你个沙里科夫尝尝，还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看来，人要充当上帝——造物主的角色，结果只能是对上帝的讽刺性模拟。干扰世界的客观进程最终只能落得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下场。

2013年，一名离60岁还有几个月的澳大利亚男子决定走圣地亚哥之路——一条横跨西班牙山顶的800公里朝圣之路。他没有宗教信仰，也完全不知道为什么他如此强烈地被迫走这条痛苦的路。但他是被迫的。他完成了步行，与“三重疼痛”作斗争——他后来发现膝盖缺乏任何有意义的软骨，一看到水泡就会让一个成年人哭泣，胫骨酸痛感觉就像他的下肢被一个疯狂的巨魔挥舞的山斧劈开了。当他到达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雄伟的大教堂卡米诺的尽头时，他期待着一个顿悟——一个他每天都在问自己的问题的答案：我为什么要这样做？但没有人回答。所以当他回到家时，他写了一本书，希望答案能在他的涂鸦中显现出来。结果就是《路，我的路》，这是一本幽默而自嘲的书，许多人认为这是有史以来关于走过卡米诺的最好的回忆录。这本书现在已经拍成了一部电影，它非同寻常地描述了一个男人在人生的关键时刻，寻找意义，发现自己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根本性转变，以至于他现在将自己的生活分为“卡米诺之前”和“卡米诺之后”。这是一个男人特有的故事，但对任何寻求生命更大意义的人都有吸引力。